科技創新與城市發展活力研究

中咨公司2024年青馬研習第六小組

郝大力 陳素蕓 白國慶 等

編者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這是黨中央深刻把握城市發展規律，對新時代新階段城市工作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深入實施，城市發展不再盲目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建設重點也逐漸由向外擴張轉向內部更新，由量的拓展轉向質的提升，更加注重“內涵式”發展。在這一背景下，研究城市發展的關鍵要素，通過分析案例，為城市提高發展活力提供一定路徑和對策建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本文重點從科技創新影響城市發展活力角度出發，分析國內典型科技創新城市現狀及發展歷程，對科技創新激發城市發展活力的路徑和對策進行初步探討，以期為城市科技創新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城市發展活力與科技創新能力

（一）城市發展活力內涵

城市發展活力是城市能夠保持適度穩定增長的能力，是評估城市發展、指導城市建設的重要指標，涵蓋科技創新、文化傳承、環境改善、社會穩定以及人才的聚集等7個基礎要素。它不僅包含了城市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活力，還涵蓋了社會和諧穩定、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科技創新內涵

科技創新是指在科學、技術、工程等領域內，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探索新的科學原理，發現新的技術路徑，創造新的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以滿足社會需求和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科技創新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等多個方面。

（三）科技創新對城市活力的影響

科技創新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城市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城市科技創新是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它不僅影響城市的經濟發展，還與社會進步、文化傳承和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有密切關系。

面對信息技術與知識社會的崛起，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傳統要素作為城市發展驅動力較之以往已有所減弱，而創新環境、基礎設施、文化資源、生態環境等制約和影響城市活力的諸因素，對于創新型人才和新質生產要素的吸引作用愈發凸顯，隨著創新要素的集聚、產業形態的豐富，更進一步形成創新提升城市活力、城市活力激發創新的良性循環。

科技創新能力也是城市發展活力的關鍵，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一個城市的創新能力直接決定了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競爭力。

（四）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則需轉向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驅動力。通過研究城市科技創新能力，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城市活力概念，厘清科技創新對于城市發展活力的影響方式和影響機制，挖掘以科技創新促進城市發展活力的代表性城市，理解科技創新對于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形成科技創新和城市發展活力之間作用關系的啟示與建議。

2.現實意義

隨著國家政策對創新驅動發展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城市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研究中國城市發展活力與科技創新的關系，首先有利于提升城市科技創新水平。通過科技創新對城市發展活力的影響，為城市管理者識別城市發展的優勢和短板，為城市尋找合適的科技創新研發和應用的合理途徑，提供科學借鑒。其次有助于優化城市創新資源配置。研究科技創新對于城市發展活力的影響，對于合理分配城市的各種創新資源、部署其創新活動的開展及提升城市科技創新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幫助城市管理者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夯實城市發展的基礎要素，引導優質資源要素流動，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支撐。

二、中國城市科技創新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分析

（一）發展現狀

1.發展差異化，區域發展不均衡

中國城市在創新能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一些城市擁有強大的科研機構和高校資源，以及完善的科技創新政策和基礎設施，創新能力較強。而一些城市則因資源有限和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突破。從布局上來說，整體呈現由東到西逐級遞減的區域不平衡現象。

2.創新力較強城市分布集中，主導城市定位穩定

中國城市科技創新呈現出明顯的集聚現象。一些地區憑借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產業優勢和政策支持，形成了具有強大科技創新能力的區域集聚區。例如長三角、京津冀和粵港澳大灣區，這些集聚區不僅吸引了大量創新要素集聚，還推動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深圳、廣州、杭州、蘇州等優勢區域的中心城市隨著產業不斷發展、人才集聚度不斷增加，科技創新水平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更加鞏固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二）發展趨勢

1.城市科技創新的“特色化”更加鮮明

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是城市綜合能力的構成之一，也是城市綜合能力在創新領域的體現。不同城市在資本實力、產業基礎等方面的創新資源稟賦各異，發展歷史及發展基礎也各有差異，因此在科技創新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并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特色日漸鮮明：

北京作為首都，匯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等眾多頂尖學府和科研單位。這些機構不僅為北京的科研事業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還共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科研生態，科研成果領跑全國，甚至在全球范圍內也占據重要地位。北京連續多年位居中國科技發展創新城市排名第一，發展的目標和定位是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科技創新的活力、動力、政策都處于綜合領先的態勢。

南京科教資源豐富，擁有50余所高等院校、120多個國家級研發平臺，人才總量和密度居全國前列。根據自身的資源特點，南京著力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轉化，推動科創產業和產業科創雙向發力，引領性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成效明顯。

西安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向西開放和貫通歐亞通道的重要節點城市，于2022年正式獲批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成為我國第四個“雙中心”城市。由于自身區位特點及歷史發展基礎，西安格外注重對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系統部署。以中國科學院系、高等院校系、明星企業系為代表的科技基礎設施項目群逐步形成。

中國各個區域、各個規模的城市都在自身的發展歷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技創新特色，同時在逐步將“特色”拓展成為優勢。

2.“分布式集聚”逐步凸顯

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是人才、資本、環境以及制度等多重因素綜合的體現，而“集聚化”本身也是科技創新能力提升以及發揮作用的要求。無論是美國的“硅谷”還是我國的“中關村”都證實了這一特點。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國內的科技創新資源會不斷向中心城市集聚。

同時，由于近年來各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快速發展，其對人才、資本等科技創新資源的吸附能力也不斷增強。因此，中國城市科技創新將逐步呈現圍繞區域性中心城市集聚的趨勢，其“分布式集聚”的特點將更加明顯。

3.數字化創新將成為新的發展方向

在全國專精特新企業中，與數字化相關的企業超過40%。而城市的數字化水平和能力本身也是衡量城市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各城市數字化建設的進一步加速，數字化技術與城市生活、生產和服務黏度將增強，而數字化相關的科技創新成果將更迅速地應用于城市的方方面面。因此，數字化創新將成為城市科技創新產業化最迅速的領域。

三、科技創新激發城市發展活力典型城市案例研究

（一）合肥

1.發展情況

合肥近年來的崛起速度讓人刮目相看。在主要經濟強市中，合肥成為“十三五”以來進步最大的城市。2020年，合肥邁入“萬億GDP俱樂部”；2022年，合肥GDP再創新高至1.2萬億元；合肥GDP全國排名從第97位躍升至前22名。2023年合肥市的全年生產總值（GDP）達到了12673.78億元，比2016年翻兩倍，同比增長5.8%，在萬億城市中“一路狂奔”。

圖1 合肥市2016-2023年GDP規模及產業結構發展示意

2.主要舉措

以“合肥模式”為例，其由一把手牽頭縱向、橫向打通全市資源，充分發揮國資引領作用撬動本土產業集聚與躍升，實現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政策鏈深度融合。

（1）國有資本引領

“合肥模式”崛起的背后有一個“隱形操盤手”——國有資本引領。國有資本累計投入資金超過1400億元，帶動項目總投資超過4300億元，以建設新型顯示器件、集成電路、人工智能3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為牽引，從“無中生有”到“跨越發展”，推動“芯屏汽合”“急終生智”戰新產業成為現象級產業地標。

合肥通過國資平臺運作產業投資基金，直接投資京東方、蔚來等企業培育本地顯示器件、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合肥市戰新產業產值增速始終快于規上工業。2016-2023年均增長19.2%，占全市規上工業的比重由2016年的24.4%提高到2023年的54.9%，對全市工業增長貢獻率由2016年的30.5%提高到2023年的71.6%。2016-2023年，新增上市企業43家，其中戰新企業26家，占比60.5%；科創板上市企業13家，其中戰新企業12家，占比92.3%。由于政府直接下場投資的風格，合肥一度被稱為“風投之城”。“直投”愈發受到地方政府青睞。

產業投融資“合肥模式”，核心是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引領作用，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重點是聚焦產業發展定位，找準產業鏈關鍵環節，通過國有資本投入，帶動社會資本進入，共同培育發展產業項目。

（2）科創促進產業升級

合肥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合肥有個得天獨厚優勢，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一流高校和科研機構。借助"智囊團"的力量，以國家實驗室、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為引領，瞄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鐵基超導等關鍵核心技術，取得了不少世界級的成果。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打通“原始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關鍵環節，推動創新成果快速轉化。持續發力，量子通信等原創性成果在全球產生重大影響。形成“2+5+3+X”戰新產業發展體系——打造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暨智能網聯汽車兩大地標產業，做優生物、高端裝備制造、光伏及新能源、新材料、綠色環保五大支柱產業，培育數字創意、科技服務、制造服務三大新興服務業，布局若干未來產業。

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之下，提高各地經濟增長的“技術創新含量”，投資科創成為破解諸多困境的關鍵一招。合肥通過國資平臺運作產業投資基金，直接投資于擬招商引資的戰略性產業，即通過投資京東方、蔚來等企業培育本地顯示器件、新能源汽車等產業，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為合肥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國資直投風險大，合肥模式很難被復制到其他城市，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

圖2 合肥市2016-2023年R&D經費投入

（3）人才企業引進

合肥市2023年常住人口比2022年增長21.9萬人，較2020年增加48.3萬人，較2013年增加181.3萬人。2022年和2023年，合肥新招引高校畢業生分別在30萬人和35萬人左右。凈增常住人口、新招引畢業生迭創新高的背后，是合肥這些年產業集聚的必然結果，對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大規模提升。

統計數據和調研結果顯示，合肥的吸引力不再僅限于“省會”“二線城市”等印象，而是已經更多被打上了“新一線”“產投之城”“創新高地”等新標簽。人才的持續回流背后，是就業數量和質量的明顯提升，而這又與合肥這些年打造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產業加速“集”，人才自然“聚”，產業和人才實現了雙向正循環奔赴。

圖3 合肥市2016-2023年R&D人員情況變化

與不少城市單純依靠引進幾家外地明星企業的模式相比，經過近20年的產業投資實踐，合肥現在更加注重如何通過產業集聚形成“擴張效應”，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規模經濟”。合肥常年駐派兩三百支招商小分隊在外，一支小隊每年10萬元經費，有的全年200多天在外出差，“上午飛上海，下午飛深圳，晚上回合肥”的情況非常普遍。

（二）杭州

1.發展情況

近十年來，杭州經濟保持穩健增長，總體實力在高水平基礎上持續提升，地區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7969億元起步，2015年突破萬億，到2023年達到20059億元，邁入“2萬億”城市行列，202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4.8%。全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161129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22866美元，是全國平均水平8.94萬元的1.8倍，是浙江省平均水平11.39萬元/人的1.4倍。

圖4 杭州市近5年GDP變化情況

2.主要舉措

（1）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激發民營企業創新活力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杭州市民營企業占比90%以上。十年來，杭州以“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數字化改革”為抓手，出臺《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入選全國首批營商環境創新試點，著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升市場主體活力。全市企業總量高速增長，從2013年的25萬戶增長至2023年96萬戶，截至2024年6月底，全市市場經營主體總量超195萬戶，企業總量超100萬戶。2023年全國工商聯公布的“2023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杭州共有42家企業上榜，數量連續21年位居全國城市第一。

杭州結合市科技發展規劃實施，每3-5年調研制定綜合性科技創新政策，作為一段時期組織科技創新工作、調配科技創新資源的綱領。2019年，制定《關于實施“新制造業計劃”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將支持補助領域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到先進制造領域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補助企業數由600家擴大到1000家。出臺《杭州市科技型企業研發費用投入財政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實施市“雛鷹計劃”企業培育工程實施意見、市高新技術企業培育三年行動計劃等，面向科技型企業，從“微成長、小升高、高壯大”科技企業梯度培育角度出發，支持其創新發展，分別給予創業資助、認定獎勵、研發費用后補助等。2021年，接力實施新一輪科中小、國高企三年倍增計劃。

（2）重視總部經濟發展，招引培育領軍企業

一直以來，杭州市都非常重視總部企業的招引和培育，圍繞本市智能物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和綠色能源5大重點產業，以培育上市、“專精特新”、制造業企業為重點，重點發展總部經濟，構建發展城市新質生產力，使之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2023年，杭州市總部企業名單正式發布，首批共認定468家總部企業，包括阿里巴巴、榮盛控股、吉利控股、一汽奧迪、恒逸石化等眾多知名企業。首批認定總部企業中，77%的總部企業聚集在上城、拱墅、西湖、濱江、蕭山與余杭6區，總部企業集聚產生了生態效益與產業蝶變效應，共享基礎設施、人才資源、信息資源等，也吸引了更多的優秀人才和資本流入，為區域的持續發展注入活力。2023年，杭州總部企業對杭州地方財政貢獻達46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0.1%，戶均地方財政貢獻超1億元；總部企業吸納就業人口92.1萬人，較上年同期增長3.4萬人。

2024年8月，《關于杭州進一步推動總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正式發布，在拓寬總部認定范圍方面，將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等納入總部認定范圍，并擴大上市總部企業認定的交易所范圍；在企業獲得成長加速方面，擴大了總部企業“星級”培育計劃，并強調建立“總部集聚平臺培育機制”，通過遴選一批總部經濟發展態勢好、重大總部項目落地成效顯著的區縣（市）建設市級總部經濟集聚區。此外，相較于其他城市的總部經濟政策，杭州的總部經濟政策強調了金融支持、企業服務與國際交流等內容，更注重后端企業服務與營商環境建設及要素保障支撐，讓企業看到更多加速成長的空間與潛能。

（3）數字經濟賦能，超前布局信息化發展基礎

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先行者”，從“天堂硅谷”到“一號工程”，數字經濟成為引領杭州高質量發展的一大引擎。2021年，杭州市數字經濟領域營業收入千億級企業達到3家，百億級企業從2018年的13家增加到20家。云計算與大數據、數字內容、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增加值規模分別達到1615億元、3548億元、3933億元。數字安防產業市場占有率居全球第一、云計算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市場份額亞太第一、電商平臺交易量和第三方支付能力全國第一。

表1 杭州市2019-2023年數字經濟發展情況表

2023年，杭州發布《杭州市數字經濟創新提質“一號發展工程”實施方案》，提出要加快構建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高水平重塑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

（4）發揮平臺優勢構建創新生態，著重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目前，杭州已形成了“1+2+18+N”的綜合性科學中心框架（1個國家實驗室、2個大科學裝置、18個全國重點實驗室和多個高能級創新平臺），城西科創大走廊已集聚浙江省超60%的國家科技獎和省科技獎一等獎、超70%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超80%的國家“杰青”“優青”人才。杭州市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已連續11年位居全國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第一位。2023年，杭州市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總數達到65家，全市共有市級以上科技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525家。這些孵化器不僅提供場地和資金支持，還營造了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同時，杭州市還認定了多家新型研發機構，如中國移動（浙江）創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這些機構涵蓋了多個研究領域，如生命科學、信息技術、材料科學等，反映了杭州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多元化和深度。

2019年至2023年，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國家技術創新示范企業、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國家級眾創空間分別從42家增加到47家、從11家增加到12家、從41家增加到65家、從47家增加到85家，以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進一步加強。一批高能級科創平臺、高水平科創企業、高素質科創人才、高質量科創項目和一流營商環境，并聚集了包括項目、資金、政策等在內的創業創新高端要素，構筑起一個“熱帶雨林式”的創新生態，引領著杭州科技創新能力整體提升。

（三）深圳

1.發展情況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4周年以來，作為全國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堅持改革創新，一路快速發展，地區生產總值從1979年的1.96億元增至2023年的3.46萬億元，增長超1.5萬倍。深圳的三次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由1979年的37.0：20.5：42.5調整為2023年的0.1：37.6：62.3。第三產業占比已經超過了第二產業，說明深圳的產業已經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從初級的加工制造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升級。

如今的深圳以科技創新聞名于世，號稱“中國硅谷”，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科技人才大軍數量已經超過200萬。在科技部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國家創新型城市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23》中，深圳躋身前三，由此可見，科技創新一直是引領深圳持續高質量發展、激發深圳城市發展活力的不竭動力。

圖5 深圳市地區生產總值及產業結構

2.主要舉措

（1）從承接香港產業外溢到協同創新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依托區位優勢，一直在積極承接香港的產業外溢。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深圳開始承接香港的產業轉移，發展“三來一補”產業，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與“補償貿易”，開啟了深圳以勞動密集型輕紡加工業和家電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發展進程。在這過程中，香港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對深圳的產業發展產生了重要且深遠的影響，深圳逐漸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現如今，深圳與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方面各有所長，由曾經的低端產業轉移演變為產業協同創新。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之下，深圳與香港合作開發國家級創新平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該合作區具有“一國兩制、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獨特優勢，旨在推動深港科技協同發展，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自《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發布以來，深圳園區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目前已聚集和吸引160余個高端科研項目、440多家科技企業、16名海內外院士專家和1.5萬名科研人才，逐步建立完善深港科創協同機制。

（2）從單一產業集聚到產業生態創新

深圳的產業集群的演化主要分為單一初級的業態聚集、產業鏈上下游集聚、產業生態三個階段，產業技術創新的迸發期主要集中在產業生態階段。以深圳的支柱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深圳吸引了大量“三來一補”企業，重點發展了初級加工業和貿易，二產占比迅速提升，這一時期，深圳的電子工業成為深圳第一個工業產值超千億的行業，一躍成為深圳的核心支柱型產業。量變引起質變，深圳開始進行產業升級，放棄低端的“三來一補”企業，圍繞電子信息產業鏈招商引資，從上游的芯片設計、制造，到中游的模組、零部件生產，再到下游的終端產品制造和軟件服務，逐漸形成了產業鏈條完整，配套能力強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在此基礎上，深圳電子信息產業集群規模不斷擴大，逐步形成了涵蓋集成電路、新型顯示、通信設備、計算機、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多領域、多產業鏈條的產業生態，在此生態中培育出了華為、中興通訊、騰訊、大疆等具備強大科創能力的電子信息企業。

（3）從移民城市到全球科創人才高地

一句“來了就是深圳人”使開放包容的深圳成為了全國最大移民城市，同時，依托高校資源建設、人才引進政策和人才配套服務，深圳完成了從移民城市向全球科創人才高地轉變。深圳積極推動高校資源建設，已有17所高校，其中包括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深圳技術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等，全日制在校生達到15.5萬人，有44個學科進入ESI排名前1%，建立了國際化開放式創新型的高等教育體系。此外，深圳實施了包括“孔雀計劃”在內的多項人才引進計劃，對新引進的博士畢業生、碩士畢業生和本科畢業生給予生活補貼，同時對符合條件的外籍和港澳臺青年提供同等待遇。針對關鍵領域的全球頂尖人才，提供包括事業平臺、科研經費、團隊支持和生活保障等在內的一攬子政策支持。

（4）從分散式政策到一站式科創服務

經過持續的探索與努力，深圳的科技創新服務完成了從最初的不同部門各自為政，向一站式科創服務平臺的重要轉變。深圳的一站式科創服務為科創企業提供從基礎研究、技術攻關到成果產業化的全鏈條服務，包括財政資金支持、風險投資、技術轉移、市場對接等。同時，鼓勵科技服務企業落戶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對于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和金融支持，進一步構建多元化科創服務生態。

（四）天津

1.發展情況

2019年，天津全市生產總值為14104.28億元。2021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15695.0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6%。2023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16737.3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4.3%，增速比上年加快3.3個百分點。

2.科技創新情況

在《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數報告（2023）》“城市篇”中，界面智庫從創新環境、研發能力、企業活力和創新績效四個維度對國內GDP超過5000億的55個城市進行了科技創新能力的評估。結果顯示，科技創新能力10強城市依次為北京、深圳、上海、蘇州、武漢、杭州、合肥、南京、廣州和西安。作為重要的直轄市和區域經濟中心，天津的科技創新能力總指數為75.09，排名處于第13位。

圖6 中國城市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數前20（2023年）

（1）創新環境及研發能力

盡管與上年相比總體排名未變，但天津在創新環境和研發能力兩個二級指標上的排名都降至第17位（上年分別為第16位和第15位）。與天津相比，近年來科技創新能力得到突破性發展的深圳市（總排名第2）兩個指標分別是第2和第9、杭州（總排名第6）分別是第5和第4、合肥（總排名第7）分別為第4和第3。通過對比不難看出，創新環境和研發能力與城市總體的科技創新能力是成正比的，而天津市在創新環境方面仍需進一步提高。

圖7 中國城市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數二級指標得分及排位（2023年）

（2）R&D投入

統計天津市和重慶市2018-2023年R&D投入及GPD占比數據進行對比后不難發現，2018年時天津市的R&D投入超過重慶市82億元，然而從2019年后重慶市的R&D投入就反超天津市，并且差距逐年擴大。

表2 天津市和重慶市2018-2023年R&D投入及GPD占比對比表

（3）創新主體及人員

表3 天津市2018-2023年R&D單位及人員統計表

天津市R&D活動單位數量逐年增加，從2018年的1800余個逐步增加到2022年的2200余個，但增長量并不大，其中2021至2022年只增加了3個單位。而R&D人員在2018年至2020年甚至逐年遞減，2019年相對2018年的人員數降低了1萬6千余人，2020年也降低了7千余人。2020年至2021年人員增加了近3萬人，突破了2018年的人員數量，但2022年人員數量又有降低，接近了2018年的R&D人員數。從這一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天津市在吸引人才以及孵化科創企業方面仍然任重道遠。

四、城市創新能力評價

（一）主要評價體系

城市創新能力是指一個城市的新知識和新技術生產能力以及將這些新知識和新技術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的能力。城市創新能力評價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新研究領域,評價指標及方法眾多。目前國內關于城市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有如下幾種類型:

1.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出發，將城市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分解為科技創新基礎、科技創新投入、科技創新成果/或產出等。

2.從城市創新系統功能的角度出發，認為城市創新能力由知識創造能力、知識傳播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構成。

3.從城市創新系統的構成要素出發，將城市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分為信息能力、技術能力、組織能力和制度能力。

（二）指標設定

綜合既有研究情況看，創新基礎（創新環境、創新主體）、創新投入、創新績效等是公認的評價內容，也是共識度最高的指標，經綜合研討，確定將科技創新影響城市發展活力的要素體系構成分為4個領域，分別為創新環境、創新主體、創新投入和創新績效，并以此作為衡量創新型城市的評價指標。

1.創新環境

細化后，創新環境的三個要素分別是：①政策環境，是科技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包括政策與法規、改革措施、管理體制、市場和服務的統稱。②產業結構，城市的產業結構對科技創新有著直接的影響，城市的產業結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科技創新的動力將會更強。③文化氛圍，是影響城市科技創新的重要因素。一個城市如果具有開放、包容、創新的文化氛圍，那么其科技創新的活力將會更強。此外，文化氛圍還能夠激發人們的創新精神和創造力，推動科技創新的不斷發展和進步。

2.創新主體

被細分為科技企業、高新企業和科研單位三個要素。科技型企業數量是反映城市科技創新活力的重要指標。①科技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創新能力和技術實力，是推動城市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②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是反映城市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指標，這些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力，是推動城市科技創新的重要引擎。③科研單位包括院校、科研院所、實驗室等，為科研人員提供了良好的實驗條件和研究環境，促進了科研合作和創新人才培養，推動了產業升級和城市發展。

3.創新投入

由R&D投入和R&D人數兩要素構成，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及其投入強度，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自主創新投入規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標。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R&D經費及其投入強度已成為監測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核心指標，在宏觀決策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4.創新績效

專利產出和科技論文產出是創新成果領域的細化要素，城市創新發展的質量在于“投入-產出-績效”的良性循環，即專利活動與科技、企業、產業發展的高度匹配。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城市專利數量與產業創新發展能力越匹配，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就越強勁。

研究組將以上指標進一步細分為17個二級指標，形成了如下指標評價體系：

表4 城市發展活力科技創新評價指標體系

（三）建立評價模型

1.四系統耦合度模型

本文借鑒物理學中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推廣得到多個系統間相互作用的耦合模型:

式中S1·S2·,…,·Sn分別為各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評價值，n為系統的個數，C為耦合度。

基于城市內部科技創新環境、科技創新主體、科技創新投入和科技創新績效的耦合關聯效應，建立四系統耦合度模型，即:

其中S1j、S2j、S3j、S4j分別為城市j科技創新環境、科技創新主體、科技創新投入和科技創新績效的綜合發展水平值，C為耦合度且0≤C≤1，C值越大表明城市j四系統耦合程度越好。按照Jenks分類法對其進行等級延伸劃分:

（1）當C=0的時候，表明城市j系統內部要素之間處于無關狀態，該城市的系統創新無序發展;

（2）當0≤C＜0.3時，表明4個系統處于低水平的耦合階段;

（3）當0.3≤C＜0.5時，表明4個系統處于拮抗階段;

（4）當0.5≤C＜0.8時，表明4個系統處于磨合階段;

（5）當0.8≤C＜1時，表明4個系統處于高水平的耦合階段;

（6）當C=1時，耦合效用最大，表明四系統內部要素之間達到良性共振，趨于建立新的有序結構。

2.系統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對應于式①中各城市四系統各自的綜合發展水平函數，可通過加權法對各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即:

其中Sij表示城市j第i個指標對系統的貢獻大小;

λti表示第t個系統第i個指標的權重；Stj表示城市j的系統t的綜合發展水平。

（1）當S1=S2=S3=S4時，該城市屬于同步型城市；

（2）當S1遠大于S2、S3和S4時，該城市屬于環境主導型城市；

（3）當S2遠大于S1、S3和S4時，該城市屬于主體主導型城市；

（4）當S3遠大于S1、S2和S4時，該城市屬于投入主導型城市；

當S4遠大于S1、S2和S3時，該城市屬于績效主導型城市。

（四）案例城市指標評價

1.實證計算結果

根據四系統耦合評價實證指標體系，取得合肥、深圳、杭州、天津4個研究案例城市以及鄭州、廣州、上海、北京4個類比城市2017年及2022年的相關數據；接著采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由熵權法確定各系統、各項評價指標權重；通過綜合發展水平評價函數分別計算8個城市四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值并分別用S環境、S主體j、S投入、S績效表示，通過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分別計算得各城市四系統的耦合度C值。根據S環境、S主體j、S投入、S績效、C共5個值，對樣本城市的評價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基于S環境、S主體j、S投入、S績效值的耦合發展類型分析，另一個則是基于C值的耦合協調階段分析。

表5 樣本城市四要素系統耦合評價的實證計算結果

2.指數計算結果分析

對比2017年與2022年兩個時間截面的城市類型(見表5)，可以發現選取的8個城市的4個系統都處于高水平的耦合階段，且耦合程度總體呈現上升態勢，說明代表城市都在注重科創要素的協調發展。

8個城市中，環境主導型城市由2017年的3個演變為2022年僅有1個，說明城市發展科創活力的環境要素已經進入到穩健發展階段，政策扶持、科創基礎設施、文化環境等要素較為完善。

投入主導型城市2017年和2022年同樣為5個，說明當科創環境穩定后，一定規模的人力和經濟投入是保證城市發展活力具有可持續性的重要保障。

從績效主導型城市來看，當環境、主體穩定后，城市更注重科創的績效成果。一方面注重城市的科技論文與發明專利等科研產出，另一方面注重這些成果落實到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數中去，例如：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環境質量改善等。

從具體城市的變化來看，上海由環境優勢型上升為同步發展型，顯示出上海科技創新城市建設的良好基礎，在擁有一流的大學和企業、良好的創新氛圍和環節之外，對創新人才的集聚力和吸引力進一步增強，形成了4個創新要素系統同步發展的局面。

北京由投入主導型城市轉變為主體+績效優勢主導型城市，這與近些年北京高新企業數量和科研院所數量增加有關。北京積極推動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績效表現。

表6 樣本城市四要素系統的耦合發展類型與耦合協調階段

與此同時，天津的耦合發展階段從2017年至2022年由I階段發展為II階段，說明天津對于自身優勢的發揮還有所欠缺。

五、典型路徑和對策建議

由于水平和精力所限，此次研究分析遠未達到詳盡和深入，但仍希望借此為城市科技創新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縱觀國內各個城市的科技創新發展歷程和現狀，我國對于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一直在不斷提升，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完善創新空間布局成為“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要點之一。我國各大城市也依托于國家戰略的引導，從自身特點發力，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作為提高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增長點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地區為中心的創新群落，同時中西部地區的合肥、西安也逐步成為引領區域科創發展的創新集聚區，帶動了區域的科創快速發展。

課題組通過分析眾多具有明顯特征的科技創新重點城市的發展路徑，總結了一些具有普適性的發展策略：

（一）找準城市定位，集中力量發展優勢產業

合肥市在找準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暨智能網聯汽車兩大地標產業后，以這兩個產業為引領，圍繞全鏈條布局、全要素配置、全方位推進，形成幾十條重點產業鏈，實現產業集群式、規模式發展。而杭州則是充分發揮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先行優勢，早在2014年開始，杭州便率先提出實施信息經濟智慧應用“一號工程”；2018年杭州作出全面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城市數字化協同融合發展，正式開始“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計劃，明確了杭州數字經濟產業在深化發展階段的產業招引發力方向等。深圳市則是深挖電子信息產業，從一開始的初級加工業和貿易不斷延伸產業鏈、最終形成完整產業生態，并在此過程中利用優惠政策培育了本土的科技創新領軍企業。

“十四五”規劃指出，在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驅動下，全國乃至全球的服務業內涵都將更加豐富、分工更加細化、業態更加多樣、模式不斷創新，在產業升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隨著新一代信息、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突破和廣泛應用，也將加速服務內容、業態和商業模式創新，推動服務網絡化、智慧化、平臺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比重快速提升。如果能夠抓住這一發展機遇，結合本土區位優勢和政策引領，發展出城市特有或者具有優勢的產業鏈和產業生態，城市發展活力將毫無疑問得到巨大提高。

（二）以人才戰略為引領，推動創新能力突破

合肥、杭州、深圳三個城市的創新能力不斷突破發展，其中共同的一個要點就是“人才引領”。合肥成功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培養本土招投團隊、借助外部人才力量構建強大的招投人才體系。杭州通過城西科創大走廊、人才補貼、落戶優惠等各項政策，已集聚浙江省超60%的國家科技獎和省科技獎一等獎、超70%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超80%的國家“杰青”“優青”人才。深圳市多渠道引進多樣化人才，探索實施頂尖人才匯聚項目、企業人才匯聚項目、創業人才匯聚項目和青年人才匯聚項目等多種方式，吸引不同層次和領域的人才。

（三）政府引導，營造良好創新環境

合肥市在創新創業、重大產業項目投資等重大決策時，通過制度建設，引入科學論證程序和決策制度，以最大限度確保投資決策理性，最大可能降低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成功率。杭州市通過自我限權、自我簡權，以服務型政府的姿態，營造公平、便捷、高效的營商環境，鼓勵民營企業、中小型科技企業探索發展，培育吸引了一大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市場主體。搭建一站式科技創新服務平臺，整合政、產、學、研、用各類資源，貫通研發、孵化、轉化、投融資服務等關鍵鏈條，提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深圳市則通過搭建一站式科技創新服務平臺，整合了政、產、學、研、用各類資源，貫通了研發、孵化、轉化、投融資服務等關鍵鏈條，最終使得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提升。

概括而言，通過政策和制度打造“減負型”政府、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質量，為創新創業主體營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激發城市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和集聚效應，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和活力的關鍵策略，也是借此提升城市發展活力的有力舉措。

中咨公司2024年青馬研習第六小組

組員：陳素蕓、白國慶、張心怡、衣夢耘、郭瑞琳、林瀅、李沛沛

指導教師：郝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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